此种方式以西藏为最典型，西藏向以古老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著称于民，但由于地处极边，与内地交通不便，鸦片战争前一直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另外，西藏佛教文化的根深蒂固，又造成对外来文化和生产方式排斥抵制的社会机制和民族心理。因此，入清后的二百余年间，西藏地区仍以极为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迈着沉重而迟缓的步伐在历史的故道上踽踽而行。清政府对西藏的基本政策，皆发轫于维护领土完整和政局的稳定，并非采取直接的经济手段以促进其开发。鸦片战争之前的西藏开发史，则是在几无外来影响下的旧有生产方式延续的历史，而且是走在元、明封建农奴制鼎盛时期的下坡路上。
鸦片战争的枪炮声引出了西藏地区旧有的阶级和民族矛盾的新格局，产生了新的内容并日趋尖锐、复杂。西藏人民的两次抗英战争，不仅产生了西藏地区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激化了与腐败怯弱的清政府之间的冲突。从开发的意义上讲，帝国主义的侵略——新型的先进“暴力工具（武器）”的出现，使西藏地区的人民认清了自己生产方式的落后，并且产生了急于改变现状的要求。清末张荫棠进藏“查办藏事”，于一九O七年正月提出的《治藏大纲二十四款》，可谓“顺天应时”。张荫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责令西藏地方政府设立交涉、巡警、督练、盐茶（植茶、运茶、收盐税）、财政（设银行、铸币厂）、工商（织地毯、氆氇等）、路矿（改善交通、开矿）、学务《在各寺庙附设学校》、农务（开荒、改良育种）等九个局，作为执行新政的常设机构。同时，他又颁发了《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的小册子。此间，赵尔丰在川康地区也大力实行改土归流。遗憾的是，二人的新政皆以失败告终。
帝国主义的入侵，张荫棠和赵尔丰的新政，最终对西藏地区的影响和实际作用，仅仅表现为一种刺激，并未能部分地触动旧有开发方式更谈不上根本转变。
2、移民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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