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卫地方治安。”他以秋瑾案为例，认为秋瑾与竺绍康、王金发等“纠党谋乱”，幸亏先期破获，否则，“数日之内，绍城之糜烂，讵堪设想？”对于陈翼栋骚扰同仁学堂事，他只是轻描淡写，认为“陈道委奉办匪，虽有搜查*之权，轻信揭帖，未免操切”。他甚至还认为同仁学堂监督的禀词“意近挟制”。与此同时，绍府贵福也发布了两道安慰民心和学界的告示。前者宣称：“秋竞（瑾）图谋不轨，在在确有证据，此次正法并无冤枉，民间均多误会意旨”，并悬赏捉拿在逃的竺绍康、王金发。后者宣称：“大通学堂勾通匪类，确有悖逆证据，实属咎由自取；其余城乡学堂，亟应一体保护，暑期假满，即须照章开学。”（注：《浙抚批同仁学堂监督之禀词》、《绍兴府安慰民心之示谕》、《绍兴府安慰学界之示谕》，1907年7月31日《申报》。）浙抚绍守的批谕，进一步引起了舆论的普遍不满。
《申报》发表专文驳论，认为：“秋瑾因株连而死，既无口供，又无证据，时人莫不冤之。盖始则株连无辜，为升官发财之计；继则锻练周纳，为文过饰非之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棰笞之下，无求不得。今观浙抚对于同仁学堂监督之批词，绍府对于士民之示谕，强辞夺理，护短饰非。此虽足以上欺九重，而不足以下欺黎庶。”随后该文便将浙抚绍守批谕逐条驳斥，认为秋瑾只是一个弱女子，万无通同竺绍康、王金发纠党谋乱之理，即使有之，也只能拘拿秋瑾一人而已，而不应株连大通、同仁等学堂，使绍兴全城人心惶惶，并一再强调秋瑾案只是一个“莫须有”的罪案。“总之，秋瑾一狱，浙吏势成骑虎，莫可挽回。在浙省绅商学界恐被株连，不肯干涉。夫秋瑾之死不足惜，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听一班昏墨官吏之作威作福，而政府不派大员为之调查，以败坏预备之基础为足惜。秋瑾之死无足异，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听一班昏墨官吏之作威作福，而地方之绅商学界竟不发一言以讼其诬，致败坏预备之基础为足异。”（注：《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1907年8月1日《申报》。）
江苏教育总会特地发表致浙省绅商学界的公开信，对于浙抚批绍兴同仁学堂监督禀词中所谓“绅商学界亦自有公论”的说法，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浙吏有意借“公论”之名，掩盖其“前此所杀、所查抄、所拘系”的暴行，“而此公论二字，已为行政人所利用，则虽谓浙人*之、自查抄而拘系之亦可也。如是则凡浙抚之示告陈奏，皆不啻为绅商学界通公论之邮。所谓先期败露，保全绍郡绅富，而不至糜烂，浙抚之功且不可没，即绅商学界公论之功亦不可没。”他们认为，“浙省绅商学界公论而果以绍郡之案为情真罪当，则毋宁宣暴于众，所谓国人杀之也”；否则，“公论”不宜被少数人所利用。他们建议，江浙绅商学界应该联合行动起来，承担起宪政体制下绅民应有的责任，将绍兴案情弄个水落石出，以昭示天下。“兹事已亟，似宜开一临时谈判会，请稍晓法律者数人，先事研究，再行调查，终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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