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界之进步，而不知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之影响者，尤非浅鲜。盖秋瑾之革命虽未见实行，而政府杀之也以革命故，则秋瑾即非革命党，而亦不得不革命，何也？政府加之，人民即不得不公认之。然则秋瑾果系革命与否，不必深辨。而秋瑾终不能辞革命之罪，即亦不能辞革命之名……吾知继秋瑾之后者将闻风接踵而起，崇拜之，欣慕之，女界革命之传播，必速于置邮而传命，今日者特其起点而已，政府诸公果能举二万万之女子而尽杀之斯已耳，否则，民智大开，禁闭乏术，人人可以革命，即人人可以为秋瑾，是不啻杀一秋瑾，而适以生千百秋瑾，一秋瑾易杀，而千百秋瑾难除也……愿我二万万同胞人人心中有秋瑾之铜像，人人脑中有秋瑾之纪念，则秋瑾虽死欲生。”（注：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1907年8月10日《时报》。）在这里，秋瑾是否属革命党的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秋瑾是当时爱国新女性的代表人物，所谓“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秋瑾被政府以革命罪惨杀，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女界英杰，她的死应当成为新时代女性觉醒的契机。
另一方面，民间舆论在否认秋瑾的革命者身份的同时，严厉痛斥了浙江官府残害秋瑾的暴行。秋瑾是否是革命党的问题，是民间舆论与官府分歧的关键。一般舆论认为，浙江官府之所以认定秋瑾是革命党，其实只是*凶手李益智、贵福、张曾ｙáｎｇ＠①等浙江官吏借以邀功请赏和谋求升官发财的口实。《申报》发表《论绍兴冤狱》说：“中国党祸多矣！官场拘捕似是而非之革命党亦多矣！然未有惨酷悖谬假公报私如近日绍兴冤狱之甚者也。”该文明确地指出：“贵福者，恩中丞之中表也。杀革命党者，升官之捷径也。以杀革命党为言，则任杀百数十无辜之人而人莫敢讼冤，以讼冤者亦可指为革命党也。事苟能泄私忿而遂吾功名富贵之大愿者，又奚恤他人生命为？故吾敢断言之曰：必有李益智之横酷，而后有贵福之罗织；有李、贵之残杀，而后见张中丞之任用群小。嗟乎！官吏者，所以维持人民治安者也。今不特不能维持，而反扰乱之，使祸逮于妇人孺子。充张中丞及李标统、贵太守之心，或者不愿浙江自后有东渡之女学生习体操之学堂，而后引以为快乎？抑以雷厉风行之手段，使浙中父老尽驱其子弟悉数勿入学界，而始高枕无忧，奏肃清学界之伟功乎？”（注：《论绍兴冤狱》，1907年7月23日《申报》。）《时报》发表《时评》称：“我今乃知天下有以弱女子之血，为人希恩固宠、邀名猎誉之资料者……秋瑾之死也，令人百思不得其故。苟稍涉文明法律者，莫不讼其冤。”（注：《时评》，1907年7月19日《时报》。）该报还借西方报纸的言论，痛斥官府处理秋瑾案的野蛮行径。其转载《文汇报》言论云：“视中国政府近来待女子之办法，终不若西国之文明。即办理女教员秋瑾一事，在中政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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