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不可无法，甚至认为“专制之国其视守法也，乃较之共和、立宪之政体为尤重”。从法制的角度来看，绍兴冤狱只能证明清朝官府的“野蛮”。社论接着驳斥了浙抚告示与电奏指称秋瑾“为匪”与“通匪”的谬论。就“为匪”论而言，大通学堂虽然是徐锡麟所创办，但并不是徐锡麟的私产，“浙江之有大通学校，此固与皖案风马牛不相涉者”，且该学堂的创办曾得到地方官吏的批准和支持，如果其教员秋瑾与学生有“从逆”之罪，那么地方官吏更难免干系。就“通匪”论来说，指责秋瑾与武义、嵊县会党勾结，均没有确实证据，只是诬蔑之词，“试问搜出之证据果为何物？枪弹马匹均何所在？”“以一弱女子与十余未及壮岁之学生公然在郡城谋叛，已属千古未有之奇闻。直至逆迹暴露，大兵入城，乃犹夷然无事，一如平日，既不能先发制人，又不肯遁逃图免，并其所恃以谋反之后膛枪三十枝，尚束之高阁，以坐待擒获，世宁有此理耶？”社论最后强调，政府因害怕革命而无端制造党祸，事实上将起到加速革命进程而适得其反的后果。“自皖乱既起，内而公卿，外而疆吏，内政外交，悉置不理，而惟以搜捕党人为先务之急，不知革命潮流，自属心理问题，而非*问题，严刑峻法，滋长乱耳。”（注：胡马：《浙抚安民告示驳议》、《浙抚电奏驳议》，1907年7月27日、8月1日《时报》。）
留东女界也投稿《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于《时报》，以秋瑾为“俄之苏菲亚、法之罗兰夫人”式的中国女界英杰，认为“秋瑾之死，不过当道人为希恩图宠邀名猎誉之资料者”。随后逐段驳斥了浙抚张曾ｙáｎｇ＠①的电奏，以为“浙抚电奏之案，不过欺君罔上之辞”。该文既认为“曾无有一事可以揭示其罪状”，而又强烈要求浙抚拿出确实的证据，“揭示秋瑾之罪状”。（注：《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1907年9月1、2、4日《时报》。）其目的显然是要与浙抚为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浙抚张曾ｙáｎｇ＠①正苦于不得确实证据，忽听信人言，以绍兴尚有*藏匿，“显有不轨情事”，当即派候补道陈翼栋前往查办。陈翼栋到绍兴后，又据匿名揭帖，“遽调防军突至同仁学堂及戏捐公所，前后围守，入内搜查，并无犯禁之物；复又再四抄寻，虽地板概皆揭起，墙垣亦均打开，仍无他物，当将校员、所董等五人，拘至县署收押。观者如堵，谣言蜂起，阖城震惊。”（注：《徐党株连案要闻汇志》，1907年7月25日《时报》。）同仁学堂无端受累，学校财物被抢劫一空，职员被拘，学堂监督禀请浙抚伸冤，禀称：“职等兴学，几费经营，败坏只在数刻，似此凭空诈陷，国宪何在？虽蒙府县讯明无故，恩予释放，然以办学之人，受兹奇辱，职等有何面目再任校务？且以陈道之轻信，设若辈奸徒预藏*，散布谣言，彼时搜有实据，百喙难辩。”（注：《同仁学堂呈请澈究诬陷》，1907年8月7日《申报》。）浙抚张曾ｙáｎｇ＠①批词冠冕堂皇地宣称：“查拿匪徒，搜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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