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张曾ｙáｎｇ＠①作为封疆大吏，实行“就地正法”措施并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但问题是，秋瑾案发生在清廷预备立宪时代，张曾ｙáｎｇ＠①实行的“就地正法”措施从根本上是与宪政精神相违背的。这正是当时舆论攻击的焦点，也是清政府处境尴尬而难以应对的症结所在。 

　　　　二、民间舆论攻击之要点及其压力 

　　秋瑾案被舆论攻击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案件的性质问题。秋瑾尚未举事，因而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便是一桩冤案。二是案件的程序问题。官府在没有确实口供或证据的前提下处死秋瑾，不合法制。这两点的关键之处又在于其有悖宪政精神，这是正在标榜预备立宪的清政府难以承受的压力。 

　　首先，关于秋瑾案的性质问题， 

　　浙江官府以秋瑾案为谋乱或通匪案，民间舆论颇不以为然，官府与民间关于秋瑾案性质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双方对秋瑾身份认定的歧异。 

　　一方面，民间舆论为秋瑾树立了一个学界爱国新女性的形象，并对秋瑾的惨死表示深切的同情。秋瑾作为清末革命女性的先驱人物，其行为确有不同寻常之处，且不论其主动与丈夫离异、只身赴东洋留学等惊世骇俗之举，即是日常生活方式，也颇为引人注目。“女士平日乘马驶骤，且作男子洋装，或送以目，或称为奇事也。”（注：《越郡党祸风潮纪实》，1907年8月2日《南方报》。范文澜先生的回忆可为佐证，他说：“我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女革命家秋瑾》，周芾棠等辑：《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其时，秋瑾虽然秘密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并在积极联络革命力量，加紧进行革命活动，但是，她的公开身份则主要是以归国留学生资格而出任绍兴明道女学堂、吴兴南浔女学堂、绍兴大通学堂及其附设体育会教员等职，并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杂志，明确标榜“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注：秋瑾：《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表面看来，秋瑾最多不过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者，而很难说其与*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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