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德雷克先生评价说：“实际上，徐继畲拓荒之作，深刻地影响着十九世纪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作为变革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十九世纪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当他说连苏录人都能实行自强时，其弦外之音是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⑧   

  徐继畲是位中国清代的历史人物，他的文化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譬如，徐撰述《瀛寰志略》时期，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已有所增加，但对天朝国威仍念茲在兹，他在考略《地球全图说》中写到：“中国……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我朝幅员之广，旷古未有。”⑨又如徐继畲强调以民制夷，认识到“夷人不畏绅而畏民，缘绅士之口诛笔伐，不能慑其默而百姓之力强势众，实可挫其锋”。驭夷之法是要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抵抗外敌。但是，他不可能真正相信和发动群众打击外国侵略者。他认为，福州人民“民气孱弱”，“重利轻义”，“易聚难散”。如果民知大义，志切同仇，“地方官正乐于激励，以为防御之资。徐继畲的“藉民以拒夷”，不过是把老百姓当作地方官的挡箭牌而已。另外，他过分夸大了西方武器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人民力量。他说，鸦片战争时招募的“水陆乡勇”只耗费了口粮，“卒不闻何处得一乡勇之力”。这是徐继畲比之于林则徐、魏源尚且未及之处。尽管如此，徐继畲向国人疾呼自强的紧迫性，是不可忽视的。

徐继畲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潮流中的弄潮儿，是文化开放思想的先驱中的佼佼者。他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不屈不挠的执着追求，留给人“厚重史册”，将在中华文化的宝库中展示其应有的历史价值。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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