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东亚各国现代化进程时，很容易发现，各国都是以儒教为主导思想，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但由于其民间伦理在内涵上的不尽相同，导致儒教伦理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也差异很大，这一点尤其在与西方接触的早期更为明显，如中国与日本都是奉儒家伦理为正统，但日本在对同化资本主义方面可以说是成功的。而中国却步履艰难，本文就19世纪中期上海和长崎这两个中日早期通商城市的不同社会风尚及由此反映的民间伦理的不同结构变化加以分析、比较，以求对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伦理的作用做一个客观、正确的评价。

上海与长崎都是在19世纪中叶后，分别作为中国和日本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随着通商贸易的增长，都迅速发展为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商业性城市，两个城市的发展背景和格局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普通民众与西方现代商业接触最早的前沿地区，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过巨大的冲击，使人们的观念乃至行为方式都发生某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到内容上都有很大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主要从支配人们行为方式的伦理层面进行比较，以探讨中日两国民间伦理的内在差别。

首先，职业结构上——中国的四民趋商与日本的职业分化。中国与日本传统的职业结构都分为“四民”，即士、农、工、商，与此相应的均奉行儒家的四民等级职业伦理观。但在中国，身份和职业并非固定，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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