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生活方式上——中国的奢华之风和日本的节俭传统。儒家伦理提倡节约，勤俭的生活态度，这种传统观念深深扎根于中日民间的生活伦理之中，中日两国人民均以生活节俭著称。但到19世纪50年代后，上海居民却出现无论贫富争趋奢华、生活靡费的风气，上至富商大贾，下到士庶仆役，人人群趋奢华，追求享乐。这种风气的盛行，造成娱乐消遣业大盛，烟馆、妓院、酒楼、*场不计其数，人人“一入酒家，争尝燕窝鱼翅……徒慕贵而不求饮食之真味”^[2]，这种时尚的肆意泛滥随着家族创基业责任感淡化、约束机制的松弛更加严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态度弥漫于民间生活，显然不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增值，不利于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在日本长崎，却不然，虽然由于商业发达，这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略高于其他地方，但民间却出现抑制奢侈消费，提倡节俭的风气。由于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在职业内部进行，并未造成如上海那样暴发户及金钱主宰社会的局面。武士由于海防负担加重，由原先奢靡倾向转而重归提倡节俭，这为庶民提供榜样。商人内部，也由于维持着正常的商业运行机制，使传统的节俭伦理观念仍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官方也加强对民众生活消费的约束，幕府曾多次发布“俭约令”，强调全国臣民必须“严守节俭素质，专力尽于国防”^[3]。长崎地方官也曾多次通令禁止居民在生活消费方面的种种过奢行为，甚至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娱乐等细节作出规定，“可谓具体而详备”^[4]。这样。与同一时期的上海相比，长崎不但没有形成奢华风尚，反而重现节俭传统，这种节俭的理性态度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有内在一致性，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工商业发展。

最后，人际关系上——中国的欺诈之风与日本忠义道德的重振。中国和日本都遵奉儒家强调的人际关系上的道德伦理，提倡君臣父子朋友间的忠孝信义，但在两国维系这种伦理关系的社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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