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三纲六纪”等道德伦理准则，是以家族关系为核心的人际伦理关系。因此，格外强调亲缘成员对家族责任，商人之间也以亲缘为基础，形成讲诚实、重信义的商人伦理，但这种基于亲缘关系之上的义务伦理，只在亲缘关系圈确定范围内有效能，而到上海，由于社会流动造成个人独立交往取代亲缘关系，使原有伦理道德丧失效力。而此时，又缺乏独立社会中个人伦理规则，因而人际交往中出现了没有道德约束，不择手段谋求私利的欺诈之风，无论做买卖还是社会交往，不讲诚信、巧为诳骗的现象盛行，甚至有不顾亲情、友情，时人有言：“往来于洋泾滨者，大抵皆利徒耳，贪、争、诈三者，无一不备……利之所在，则不知有友谊矣”，更有人“遇顾客，遂百出其计以欺之搀售低贷也。高抬价值也。混用伪币也，种种伎俩，匪夷所思，至礼貌疏脱，语言侮慢之怪状，则尤数见不鲜”。^[5]这种在人际关系和商业活动中道德丧尽，导致投机性因素增加，显然不利于中国商业的正常发展。

而日本长崎，由于日本的社会关系伦理是以身份等级制及上下义务关系为基础，强调社会阶层之间纵向的伦理关系。即下对上的效忠、报恩。四民之首的武士，作为道德伦理的表率，他们靠主家——即幕府、藩主的俸禄为生，“保持忠孝第一，重谦耻，励弓马剑枪之武艺，以备有事之秋课以义务，并以此保持其地位，为其责任，庶民若行非礼之事，有可当即一刀斩杀之特权”^[6]。但也应承认，在江户时代中叶，由于长期无战事及下级武士生活贫困化，武士的伦理道德有所减弱，节义观念日趋淡薄，出现纲纪废弛，士风颓废的现象，长崎武士也不例外。商人阶层云集长崎，也有一些商业性的人际交往风气，但并未出现如中国上海那样道德沦落的情况，商人还保持基本商业道德，随着“海防论”的兴起，出现重振“忠义”伦理和武士精神的趋向，正是由于“柏利叩关”和“黑船来港”对国家构成的威胁，才重新唤起武士的责任感，在这种义务的感召下，出现了武士自觉竞相习兵法，学洋学的风气。带头学习，专研西洋兵法的高岛秋帆就表示自己率先习炮术的动机是作为“皇国神武之羽翼”应尽的义务．武士把为使国强兵富而习兵法，学洋学，干实业等新的事业，通过“报恩”、“忠义”观念的重振，上升到作为武士的本分的地位．由此，在长崎武士集团中，兴起了以学习掌握对国家有用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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