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随着商业的发展及外地人员大量流入，出现人争经商，群趋从商的风尚，虽然正统观念中素有“轻商”、“贱商”的传统，但这一时期由于商业机会的增多和有利可图，无论士庶农工或自开店铺，或受雇于商家，四民皆向商业性行业流动，导致19世纪50年代商业骤兴，各种商号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可否认这种明显背离正统择业观念的风气，一时促进商业发展，使上海成为传统社会接纳西方文明的窗口，对现代化具有一定正面效应，但更多的却是负面的效果。人才过于趋向商业，导致商业集中并向畸形发展。而其他行业，特别对于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的近代科技知识和新式制造业，在民间未得到相应发展。这种择业单一化，也使社会缺乏必要分工，各行业缺乏协调性发展，更严重的是造成原有职业结构被削弱，商人素质低劣，投机活动频繁，这些都不利于现代化商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在日本的长崎，奉行世袭等级身份制度，特别是食俸禄的武士与庶民之间界线更为分明，不得随意流动，人们因此也形成对本职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商业化发展与西方文明接触时，并没有发生类似上海那样四民趋商的择业风尚，这里的变化大都是在武士、商人和手工业者职业内部进行，商人由传统型向近代开放型转变，随着商务活动、范围的扩大，商人由原来传统的国内贸易而扩展到了参与对外贸易的代理商、经销商、转运商等，开始与洋商和外国商馆打交道；民间手工业者，承继锁国时期形成的仿造外国制品的风气，出现大量以仿“舶来品”为生的“特产”行业；在武士阶层，则出现竞相学习“洋学”的风气，如西洋兵法军器制造以及语言学、医学。长崎的武士率先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知识，还吸引了许多其他地方武士来此地“游学”。1855年，官方在长崎开办了“海军传习所”，“第一期学员中有幕府和其他各藩来的166人从学”^[1]，长崎很快成为全国洋学中心。由此，武士身份在内部也发生职业分化，出现军人、科学者、外语专家等新职业。

由此可见，在商业化和西方文明的冲撞下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