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日本幕末的武士是以对外患的关注为核心产生效法西方进行维新变革的意识的话，那么可以说，同时代的中国士绅主要是为内忧所困挠，缺乏学习西方进行变革的意向。据统计，在太平天国运动鼎盛的19世纪50至60年代，各地民众的起义及骚动事件达三千多次(Frederic Wakeman Jr.and Carolyn Grant 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ina Press，1985，P．190。)。在普遍而强烈的内乱的冲击下，士绅社会关注的核心是儒家的社会秩序和地方社会的安宁稳定，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前者使他们个人及家庭的目标得以实现，后者是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的保障。因而他们办团练平内乱，大而言之是维护名常纲教，曾国藩的著名的《讨粤匪檄》正是以此相号召；小而言之是“自卫身家”。外患的冲击还只局限于沿海地区，远不足以威胁到士绅的生存环境和切身利益。

　　在文化教育方面，传统社会的文化教育与*的一体化结构使士绅难以对西学东渐作出积极的回应。1860年代以来，由洋务派及外国传教士开办的以传授西方语言与科学技术知识为主的新式学堂业已出现，但士绅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