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版,第197页。)。笔者估计,在清末的最后10年间,有大约1/5的士绅通过留学海外或国内的新式教育机构接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再教育”。同时也有10余万士绅成为新式学堂与学务机构的教职员。这些由“绅而为学者”,构成清末以新式教育或新的文化事业为职业的“学绅”。
从职业来看,清朝政府的奖励工商政策及企业热的兴起,把相当一部分士绅亦卷入其间。半官方性质的商会、农会及纷纷出现的各类新式经济组织,诸如铁路公司、工矿企业、农垦公司等等,均为士绅提供了新的活动场所和职业,加速了绅与商之间早已存在的相互流动的速度,在通都大邑中形成一股人数不多但十分活跃的新式绅商群体。此外,清朝政府新政的推行也为一些地方绅董提供了新的职业,宪政的筹办、各地地方自治研究所的开办及自治机构的成立,不仅为士绅提供了接受近代法政知识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在地方发挥*影响的新的职业。
教育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展开,也带来了近代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报刊杂志的创办出版在20世纪初年形成高峰,与19世纪下半叶的情形相比,发行种类与数量都大大增加,内容也日趋丰富。新式报刊大多成为传播新知、倡导变革的载体。与此同时,由留日学生们翻译、编译的各类教科书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的书籍也流向全国各地。甲午战争以后到1911年间,仅译自日文的书籍即有958种(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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