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³这笔锋带感情的呐喊，征服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使之挣脱科举制的束缚，投身于维新运动。深究根源，不仅是因为梁启超流畅、通俗文字的功力，而且是因为他引进了西方进化论的学说和民权思想，使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出于推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需要，梁启超敏锐地抓住了兴民权这一重要命题。他认为：“今日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⁴他把民权作为同专制者斗争的利器。

    民权与民主均为西方的舶来品，源于de mocvacv一词。在西方，实际上两者为同义词．通译为民主。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马建忠、王韬、郑观应等人介绍西学时，多使用民主一词。到了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突出地、频繁地宣传民权学说，对于批判君主专制有更强的针对性。因此，兴民权，成为戊戌维新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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