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使民权与智力高下密切相关。梁启超说：“幸福生于权利．权利生于智慧。……一群之人，其有智慧者少数，则其享幸福者少数；其智慧者多数，则其享幸福者多数：其有智慧者最大多数，其享幸福者亦最大多数。”²¹权者生于智者，有几分智力，即有几分权利。应当说，梁启超的这种论述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颇有道理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地实行竞争，并且是在资本主义法制的轨道上竞争，相对于封建社会的尔虞我诈来是比较公平、自由的。这种竞争多半靠实力，而不是象封建社会那样凭权势。因此，知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发挥更大的功效，受到更多的重视。

    高素质的国民能加速社会的发展。梁启超充分强调道德和民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说：“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²²他从戊戌维新失败中悟出一种道理：仅凭“圣主”，光绪帝“乾纲睿断”是不能取得改革成功的，应当重视作为国家主体的国民。他非常自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²³他从传统的道德决定论，升华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可谓抓到了点子上。

    提高国民素质的途径是，开发国民的智力。戊戌维新的当年，梁启超提出要办好三件大事，即：“一日开民智，二日开绅智，三日开官智。”²⁴“开民智”的最好办法是遍设学堂，学习文化知识，培养人才。在梁启超任总教习的时务学堂的带动下，湖南学堂林立，开全国风气之先，培养了一批维新人士。“开绅智”的措施是广兴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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