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民权观对封建顽固派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本来，鸦片战争后，外敌入侵，中国已由独立自主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沦丧为半殖民地封建社会。国将不国。封建顽固派仍然拘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教条。他们胡诌：“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究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日少，乱日多；以民主之，则政出多门，割据纷起。”7“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8他们断言，“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9封建顽固派惊恐万状、如丧考妣，从反面证实梁启超宣扬的民权击中了君主专制的要害。
梁启超的民权观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又有所突破。1 901年，他写道：“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曾行与否为轻重也，故尧舜禅让之事实与今日之新主义无甚影响。即使尧舜果有禅让，则其事与今日民主政体绝异。”10他反对把倡导民权与古代尧舜类比，开始从全新的资产阶级立场阐释民权，抛弃了中国古有民主制度的牵强附会的说法。不难看出，梁启超借助西方的民权说来启动戊戌维新，要比康有为托古改制科学得多、有效得多。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梁启超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年纪轻、人数少，而且带着致命的弱点。正如毛泽东所说：“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11梁启超在理论上宣传民权，而在社会实践中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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