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皆坍塌”（90），名存实亡。临边居住的汉人和女真人之间，往来移居十分频繁。至于爱阳堡以南直至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即九连城)一线以外，在万历元年以前还是尚未开发的荒漠之区，辽东汉人往来这一带采参伐木。建州女真也常以这一带为“围猎之区”（91）。据亲临其地考察过的明辽东经略熊廷弼说，这一带并“无一夷居住”，是“华夷共弃之地”（92），“境外为瓯脱，蓁莽崎岖，而夷虏之巢尚远”（93）。可见当时这一带并未形成大规模的错居杂处的局面，只不过是汉人和女真人的共同经济区。但是万历六年以后，由于宽奠、长奠、大奠、永奠、新奠、孤山等六堡的移建，很快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民族杂居交往的局面。明廷在那里设衙门、驻军队、建学宫、开关市。因其地“汉夷接壤，民军苦役往往逃窜其中”（94）。辽东汉族人民甚至远至山东半岛的汉人亦纷纷移居该地，“夷人亦忻然相安”（95）。由于女真和汉人的辛勤开拓，很快使这块“荒服之区变成礼义之司”（96）。尽管后来曾将部分屯堡后撤，但自移建宽奠六堡开始的大面积“夷夏交错”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
总之，从明初到努尔哈赤入居辽东这200多年，辽东边墙内外女真和汉族之间已经形成空前规模的错居杂处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女真和汉族之间不同民族互相渗透的条件，也为以女真人为主体的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如此数量众多的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的汉人，逃亡和被掳来到女真人中以后，他们与女真人杂居共处，或“为奴使唤、或作媳妇”（97），或自成村落，后来又与女真人一起被编制在八旗组织之中。而迁居辽东的广大女真人又与辽东汉族人民杂居共处。这样，在整个东北广袤的大地上，逐渐形成了民族聚居的共同地域。汉人和女真人在共同地域内长期的杂居共处、互相交往，必然引起女真和汉族的社会经济、婚姻关系、语言习俗等各方面的变化。不同民族间的互相吸收和互相渗透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首先，社会经济生活的差距日益缩小。
大量逃亡和被掳汉人来到女真地区，他们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推广牛耕，传播使用铁制农具，对发展女真社会的农业和手工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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