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语言和习俗的日趋一致。

那些被掳或逃亡的汉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女真社会中，汉语就逐渐失去了其实际的应用意义。而女真语言则成为日常生活之必需。特别是那些童稚时代即被掳掠的汉人，由于“久居彼境(指女真人地区)，则语言日变，忘其本语，势所必然”（127）。1469年(成化五年)逃到朝鲜的汉人多士哈，当其仅十一二岁时，即被女真人所掳，此时多士哈已“不解其语”（128）；汉人刘时“七、八岁时，沈应吾只(女真人)以马一匹买于毛邻(怜之误)卫”，待其长大*时，因“自少久在他境(指女真地区)，不得不随而变也”（129），变成一个只会说女真语而不会说汉语的汉人。在由朝鲜转解的成年被掳汉人中，由于久居女真人中，因而“不解汉语者亦多有之”（130）。1496年(明弘治九年)由女真人中逃到朝鲜的被掳汉人李金班老等21人，“自称唐人，曰俱不知被掳年月，所居卫名，父兄姓名，且不解汉语矣”（131）。可见，由于长期不使用汉语，大部分被掳汉人已经和女真人共同使用一种语言——女真语了。语言的统一是民族间互相渗透、融合的重要因素。

尽管汉人学习和使用了女真语，但是汉人带去的丰富的汉语词汇，必然也丰富和充实到女真语中。正如已故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所说：“建州早习华风，所用名词，多为汉语。”（132）事实上，当时女真人中有不少由于朝贡和贸易等关系而熟悉和通晓汉语的人。他们长期来往于汉区，带去了汉语中丰富的词汇。建州右卫首领王杲由于经常来往辽东汉区，所以能“解汉语言、文字”（133）。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副将马臣，一般将官佟羊才等亦因“年年进贡天朝，惯解汉语”（134）。特别是努尔哈赤本人，由于屡次进入京师和辽东关市，他不仅十分熟悉汉语，而且还阅读一些汉文书籍。就是他们和流落在女真地区的汉族人民一起用汉语丰富和改造了女真语言。后来在女真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满语中，保存了许多满、汉文同音同义的词语，从穿的布，吃的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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