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初开始，就有不少汉人逃亡到女真各部。这些人或系“避差操罪犯逃窜者”⑤，或为生活所迫越边谋生者。因为明代的差役本来就十分繁重，“卫所丁差有边夫、局夫、垛军、买马等项，事繁差重”⑥，加上“辽东近城各卫膏腴田地多被卫所官员富豪占(据)”，而卫所军官“多不恤军士，侵克月粮”⑦。如此肆意盘剥、鱼肉军丁的结果，使军丁、舍余或零散或成批地逃到女真各部。宣德年间，军卒“畏避屯戎，潜奔虏营”多有发生。明宣宗派遣官吏率军卒去松花江造船运粮，因为距内地太远，物资转输十分困难，加之军吏的肆虐，军丁不堪其苦，结果“逃入海西诸部者，已有五百余人”⑧正统年间，辽东人马把连等三十八户越边到建州女真地区谋生，明政府派人前去追索，“把连等皆匿海西，准取回阿刺孙等十三户八十人”⑨。此其荦荦大者。零散逃亡者不可胜计，如永乐年间就有不甘军吏欺压的“军卒二人，逃到海西二十余年” ⑩。因犯罪逃亡者，如天顺年间辽东汉人刘八当哈“因盗马事露畏罪奔建州”（11）。上述情况说明，明前、中期越边逃亡到海西、建州的辽东人已不在少数。

到了明代后期朝廷日益腐败，宦官擅权舞弊，税监充斥各地，骚扰地方。“辽左群奸互构、税监庇恶匿赃”（12），以致辽民怨声载道。继之又“雨水风虫、相继为灾”（13），屯田制度日渐堕毁，以致辽东“刍粟空竭，人马倒死相枕藉”（14），天灾人祸逼得辽东广大军民走投无路“至欲顺虏逃生”（15），甚至有些辽民“则宁归建酋(即建州女真)，不愿归于中国(即明朝)”（16）。而当时女真一方却又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建州女真自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十分注意招徕汉人，“以民(指汉人)为奇货而潜招之”（17），致使“惧罪脱逃之人，俱以奴寨为窟穴”（18），努尔哈赤并“特筑一城居之，号曰蛮子城”（19）。努尔哈赤入居辽东之前，宽待、招徕汉人的政策，对明代辽东的边防起了销蚀和瓦解作用。致有“合营男妇数千北走”（20），欲逃往建州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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