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越边逃亡而移居女真的辽东汉人外，女真各部还掳掠了大量的辽东军民。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女真贵族需要补充大量的劳动力，辽东汉人就成为其主要来源。他们或系女真人入境抢掠所掳，或系“境外多物产，如貂皮、人参、材木、鱼鲜之类，人(指汉人)图其利，往往越境而取之”（26）以致被掳。据亲自到过女真入居住区的朝鲜人说：“野人(指女真人)剽掠上国(指明朝)边氓，做奴使唤，乃其俗也。”（27）除掳掠一般“边氓”而外，也掳掠辽东“军丁以为奴仆”（28）。可见当时女真各部掳掠汉人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就其数量来说也是很惊人的。仅以建州女真为例，见诸中、朝两国官方史乘《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自1422年(永乐二十年)到1451年(景泰三年)，其间约30年，自建州女真脱逃到朝鲜，再由朝鲜政府转解而回的辽东人累计达1003人（29）；自建州女真直接“刷还”回辽东的累计达368人（30）；明廷派遣官员直接追索回566人（31）；总计被掳而回1937人。其中不排除有少量的其他民族人，但绝大部分都是汉人，这一点是无疑的。而当时建州三卫女真“(李)满住(建州卫)管下一千七百余户，充尚(即童仑建州左卫)、甫下吐(即不花秃、建州右卫)管下共六百户”（32），累计共2300户。以2300户的建州三卫仅30年间就从中脱逃出被掳辽东人近2000人，几乎接近每一户女真家庭中逃脱出一个辽东人。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况且能够脱逃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以平均值计算，建州女真每户中拥有一至二名辽东汉人奴隶，大概是可能的。

为了证明这一推断，我们还可以胪举当时其他女真家庭中拥有奴隶的情况作为佐证。1433年(明宣德八年)女真人林哈之妻说：“我家奴婢六口逃去。”（33）1473年(成化九年)女真人李阿堂可说：  “率居唐人二名，年前六月逃去。五六人在，又恐亡去。”（34）这两户都是拥有六七名奴婢的女真人家庭。明中前期女真人的奴婢中主要是汉人，因为“野人(女真人)之俗，不相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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