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历经数载，耗帑千万而不能将川陕农民起义镇压下去，究其原因，实在和清军各路将领及地方大员推诿塞责、畏缩避战有很大关系。他们或者虚张声势，将起义军逐出管辖地段而后粉饰奏报以塞责，或者以绕截为名，远远避开起义军的锋芒，只是逐日向朝廷奏报起义军的行踪为事。当时民间流传的“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的歌谣，正是清军将领和地方大员畏缩避战的真实写照。河南巡抚景安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景安率军驻扎南阳一带，任务是堵截湖北起义军进入河南境内。然而，景安惟知远避尾随，故人皆呼之为“迎送伯”。嘉庆亲政后，立即着手去贪惩懦，对围剿不力的将吏加以严厉惩处。嘉庆以惠龄为贼所轻，令回京守制”；以宜绵“屯驻无贼之处，从未与贼交锋，且已老病，令解任来京”；以秦承恩“上午贼逼西安，……不即督兵剿贼，且官声平常，交刑部治罪”；以景安“堵剿皆不尽力，驻军南阳，任楚贼犯豫，直出武关，惟尾追不迎截，至有(迎送伯)之号，……特逮下狱，拟重辟”（30）。嘉庆又针对各地官员“皆自顾疆域，以逐出为邀功，从不力加痛剿”（31）的弊端，借严惩不力将吏官员之机，进一步明确了各省将吏防守围剿之责，令各省督抚将帅“各歼贼本境。倘有逸出邻境者即治以纵贼之罪；其邻省边备不严者，即治以疏防之罪”（32）。嘉庆于亲政后数月之内，更易统兵大员，严惩不力将吏，运转不灵的战争机器，在嘉庆的调拨之下，迅速运转起来。
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是嘉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重要手段。清廷镇压农民起义历久不能奏效的事实，迫使嘉庆不得不改变乾隆时的单纯军事围剿政策，采取剿抚兼施的新政策。嘉庆宣布：“除著名各首逆自当悉数歼擒，断难宽宥外，其余逼迫附和之众，若有临阵投降，悔罪乞命者，不妨剿抚兼施，以期解散贼党”（33）。嘉庆四年正月，嘉庆在一份上谕中把这种政策阐释得更具体：“各路贼队中之良民，如有能缚献贼首，悔罪立功者，不但宥其前罪，尚可……格外邀恩。否则或潜行散去，或临阵投降，亦必释回乡里，俾安生业。”（34）嘉庆令勒保将此谕遍行晓谕川陕豫各地。此后，剿抚兼施政策被嘉庆采取各种具体办法将其付诸实施。优擢“良吏”，惩办贪官酷吏，是嘉庆推行剿抚兼施政策的重要措施。嘉庆如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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