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孙中山研究，一直存在着把孙中山教条化、符号化，甚至神化的倾向。以对青年孙中山的研究为例，研究者多追随他自己的说法，以成年孙中山的形象，来投影其青年时代，而对于他的言行中显露出的青年时期特有的行为、心理特征，则多所忽视，甚至极力将之掩盖、神化。于是，在众多史家笔下，青年孙中山都呈现为大义凛然、目标明确、志向坚决的革命家形象。这种脸谱化而又不无漏洞的形象，在事实和逻辑层面上既存在先天不足，（注：比如，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这一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青年孙中山到底是革命家还是改革家？这些问题尚待解决。2001年2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在《近代中国》杂志第141期发表长文《革反与革进并行：论孙中山先生早年改造思想之形成(1885-1895)》，试图依据孙中山日后的说法，对青年孙中山思想中的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成分加以调和：“从孙中山一生的事业以观，革命二字实包括革反与革进两方面。兹引孙中山对刘成禺的谈话一段，作为本文论证的直接依据：‘……今人多谓革命二字，只能代表革反，而不能代表革进，此大误也。革命本中国语，不能以西语解释。革命始于汤武，传曰：汤武革命，反之也，直言之，即造反。天命所归，故革之。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谓革去旧染之污，而自新易旧，命为新命，凡不合应天顺人之事，皆宜革而去之，是合革反与革进两意。”但是，这种论证存在逻辑漏洞。孙中山这一观点是到后来才明确的，他在1895年前后是否已有此种成熟思想，尚为可疑。）又逢时势潮流的巨变，连不少职业历史学家都对它感到索然无味。在普通大众，尤其是日渐讲求独立、求新精神的青年一代当中，更难产生多少吸引力。新近一些研究虽有所变化，但基本格局仍未改变。（注：例如，在《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年）——〈孙中山年谱长编〉编辑札记》（《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文集》第4集，1986年）一文中，桑兵避开孙中山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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