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相对宽松、开放的环境，则为他提供了展开想像的可能。所谓“四大寇”的说法，即为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想像的绝佳描述。当他结束学生生活、正式步入社会之后，理想、抱负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差，便愈形强烈。他尝试过职业生涯，但路途多阻；他也尝试过传统的进身之术，即上书权要，并为此倾尽了全力。当上书李鸿章未能如愿之后，他清楚地感到，自己的革新理想和人生抱负，是难以通过常规途径在既有的中国社会中实现了。于是，他便只有非常规的途径可走，那就是暴力革命。[10]
由上可见，乙未举事的社会基础并不成熟。当时的社会形势，还未发展到为一场革命提供充分条件的地步，只是显露了一些隐约可见的新动向。孙中山以其特殊的社会背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新动向，并凭借他那独特的热情想像，欲将此新动向提前引爆。这决定了此次举事难以成功，但也更见其前瞻性。这一点，对于孙中山后来革命声望的造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理想胜于思想：乙未举事的*纲领
革命之有别于一般的暴动，即在于前者有着明确的*纲领，包括“革旧”与“立新”两方面。那么，乙未举事的*纲领是什么呢？
“革旧”方面的目标比较明确，那就是用暴力斗争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改变现存的*秩序。早在1893年冬，孙中山就在广州提议成立秘密团体，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宗旨。[11]次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以及1895年成立的香港兴中会，都继承了这一宗旨。学者们对于兴中会誓词多有怀疑，不过，其章程直指现政府的弊端，尤其是香港兴中会章程，更是言辞激烈：“*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12]这些颇见抱负的话，展现的正是一批青年人匡时救世的责任、热情和信心。一边是昏庸腐朽、无可救药的满人政府，另一边是胸怀天下、锐意革新的青年志士，稍有*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