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正如史扶邻指出的：“即便是海外华侨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在*上被激发起来，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气象。”[7]因为，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侨社会，地处中西社会交往的前锋，对世界潮流的感知和反应，也较中国内陆更敏锐、更迅速。经过几十年与西方社会面对面的接触，已经形成了异于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新的变动趋势正在那里萌生。只不过到1895年前后，这一趋势尚不明显而已。 

再次，孙中山本人对于革命依托力量的认识也值得审视。在青年孙中山心目中，虽然有对于下层农民艰难境遇的同情，以及改变他们这种境遇的期望，但这种期望，是与改变个人地位、改变国家的整体面貌这些宏大而模糊不清的期望交织在一起的。他在这一时期的文章《拟创立农学会书》中说：“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抱此志于未达之时，千载下犹令人神往。今值国家多难，受侮强邻，有志之士正当惟力是视，以分君上之忧，……某窃师此义，将躬操耒耜，以农桑新法启吾民矣。”[8]类似的期望在《致郑藻如书》和《上李鸿章书》中也有表露。他当时并未形成为某个阶级的利益而革命的想法。之所以最先寻求华侨的支持，不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后者具备革命精神，而是因为他的基本关系网络就位于华侨社会当中。他组织这些人的目的，主要也是筹集资金，而不是唤起一个强大的阶级（阶层）作为革命的坚实基础。当兴中会并不能为他提供多少资金时，孙中山便任由它长期处于涣散状态，自己则仆仆奔走于别的筹款途径。有学者指出，“他还没有认识到一个坚强统一的组织是进行民主革命艰苦复杂斗争的重要保证。”[9]岂不知，青年孙中山当时根本就未形成一种为先进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民主革命思想，又谈何组织建设思想。 

从个人的人生道路来看，武装起事的决断，是青年孙中山长期的革命想像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所累积的结果。种种迹象表明，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对于未来的设想，与现实社会之间颇有差距。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他接触了海外的另一个世界，对于新的时代趋势有所感知，对中国的现实感到不满。求学香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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