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社会形势而言，1895年前后的中国虽然面临重重危机，但还未到一触即发的革命边缘。甲午战争的失败，确实加剧了本已紧张的社会矛盾。然而，对外战争的失败、赔款、财政紧张、地方督抚的离心倾向、秘密会党与政府的对抗，所有这些问题，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便已出现。最重要的是，作为统治集团中坚的新老洋务派，对这些问题早有领教，自信能凭以往的经验来应对它们，在变动的时局中维持既存的制度和价值体系。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是这种信心的明确表述。土大夫中的主体，熟诵圣人言论，恪遵传统典制，汲汲于个人功名事业。只是在少数几个作为通商口岸的沿海大城市，在一小部分接触西方文化相对较多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当中，才出现了一些异于当局的声音。但其中的代表、最激进的康有为，也只不过倡言君主立宪而已，谈不上革命。陈少白自己也承认，当时他和孙中山等人，头脑中都只有“造反”而没有“革命”的概念。[1]
但在青年孙中山看来，这种形势却正是举事的有利时机：“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2]这几句话写于乙未举事的第二年，时隔未久，头一年的乐观心态，仍然流露于字里行间。由于心理状态和掌握信息的差异，对于社会形势的判断，刚从学校毕业没几年的青年人，与身预国事、久历沧桑的当朝权臣，自然很不一样。从上述话中，明显能看出青年孙中山的乐观情绪，其中不无想像的成分。
其次，就乙未举事的依托力量而言，一个足以为革命运动提供强大支持的阶级、集团或群体，此时也还未形成。乙未举事所依托的，主要是海外华侨。据统计，1894-1895年参加兴中会有名可考者共178人，其中79%为华侨。[3]但是，参加兴中会的华侨只是少数。檀香山大部分华侨都认为孙中山是在“作乱谋反”，害怕因此破家灭族，少有人响应，“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4]美洲各地也差不多。1896年，孙中山首次赴美宣传革命，岂料一跟华侨谈起武力排满，绝大多数人都“以中山为谋反大逆，视同蛇蝎”，“莫不掩耳惊走”。[5]1904年，孙中山再次赴美宣传革命，并特地加入了在华侨中影响最大的洪门致公堂，但响应者依然很少。[6]而此前康有为一派组织保皇会，在南洋、美洲等地却大有响应者，筹款也很顺利。这表明，华侨还未成为一支反清力量，更谈不上作为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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