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设想虽然显示了孙中山大无畏的斗争勇气，但如同他平素的言谈一样，也表现出青年人的臆断和冲动心态，如果真的这样去行事，就跟盲动差不多了。因此，兴中会诸人大多不赞同这一设想。而另一名重要会员谢缵泰，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孙逸仙看起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26]也正因为孙中山这种臆断和冲动心态，日本人对于这次行动的前景非常怀疑。[27]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举事而确定的“分道攻城”之策，基本上是“内起外应”设想的翻版，同样显示了主观臆断和盲目乐观的色彩。新的方案大致如下：以香港方面募集来的3000会党作为主力，负责进攻广州城内各重要机关，而以广州附近的人手及汕头方向的客军作为支援，各路人马以农历重阳节扫墓的名义，九月初八日夜向广州进发，初九日晨齐集后分头行动：“早晨各城门既启，各部冲锋直进，如入无人之境，自无难事”；“更由陈清带领炸弹队在各要区施放炸弹，以壮声势”；同时运动清军，“海陆军既有附丛，即有反抗亦无能为”。[28] 

与先前的“内起外应”设想相比，新方案似乎有不少改进：一是攻城主力的人数从100多人增加为3000人；二是增加了广州附近及汕头方向客军作为支援；三是策动了军人响应。但是，这三点改进之处，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海陆军预备响应云云，实则附从者只有一名在两广总督署卫队中充任低级军官的会党成员，以及几名担任水师中级军官的孙中山的同乡。[29]在当时风气未开、形势未具的情况下，这几个人起而响应，只会被视为造反分子，难以对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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