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没有这方面的明确阐述。兴中会当时是否有过“创立合众政府”这一誓词，到现在还无法确定。即便有此誓词，光有一个“合众政府”或“共和国”的名词，也不足以说明孙中山当时的*纲领。必须立足于具体的语境，去追踪其具体言行，才能明了青年孙中山的真实思想。早年孙中山对“共和国”的认识，得自于1894年夏威夷的*变革。当年7月，夏威夷实施了一部新的宪法，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国。[18]但孙中山在那里停留未久。且忙于组织兴中会，纵然对这一新事物有所共鸣，对于“共和国”的认识也不可能深刻。与香港兴中会其他成员一样，孙中山关于*、法律制度的知识和体验，更主要还是通过在香港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体验而获得的。正因为此，这批青年志士的*知识，恐怕还不如久预香港政界的何启丰富。何启是一名资深律师，担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对洋务派的改革路线，以及政制建设，都提出过批评性的改良意见。[19]已有研究表明，深受何启影响而出台的君主立宪政体构想，成了乙未举事的主要*纲领：中央政府由皇帝、总理和内阁组成，全国划分为4个行政区，地方议会实行地方自治，最基层议会实行直接选举，所有议员和官吏都必须经过新式专业化考试。[20]这其实是一个杂烩，其中既可见3年后康有为维新梦想中的成分，也可见孙中山后来所倡地方自治的影子。说到底，它只是从英国、美国和香港的*体制中杂取若干要点组合而成，理论上既失澄明、系统，实践起来更无从下手。这与其说是一种*纲领，还不如说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新的*制度的设想。
再者，兴中会对会众的动员方式，亦可反映青年孙中山*思想的发展程度。组织檀香山兴中会时，他指望通过利益的驱动力来动员会众，“另设银会集股举办公家事业，每股科银十元，成功后收回本利百元”。但这一方法效果不大，檀香山华侨认股并不积极。到1895年初孙中山回国时为止，所筹得的款项中，会员会底银和股份银只占一小部分，个别热心于革命事业者的捐款，反而占了主要部分。[21]这显示了一个新的趋向，即*动员已经开始在群众（尽管还只是少数）中产生影响。可是，孙中山对此趋向反应迟钝。1895年初制定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依然采纳了上述动员方式：“本会……特设银会以资巨集。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每股科银十元，……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22]“生财捷径”、“十可报百”、“万可图亿”等等词语，甚至将之与清廷的捐纳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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