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的人,都能领会这些话中的锋芒之所向。
但在“立新”方面,无论是孙中山个人,还是乙未举事本身,都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民主革命目标。
首先,《上李鸿章书》是最能反映青年孙中山经济、社会变革思想的文字,但其中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政纲。在这篇长文里,孙中山所描绘的新社会图景还比较散乱。他提出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4条原则,但这与其说是一种政纲,还不如说是一种理想境界,一套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的准则。其具体主张,一是广办学校,开设新的科目,国家广设学官,人人学而优则仕;二是设农官以劝农,兴修水利,提倡农学研究,改良农业,推广机器之用,修筑铁路,进一步发展轮船航运业,裁减关卡,保护商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些内容与早期改良派冯桂芬、郑观应等人的设想非常相似,并且还不如他们讲得全面、系统。[13]在这份上书中,他几次提及自己“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则能洞其阃奥”。“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14]。同时,青年人的偏激也偶有流露。比如,他本来是提倡禁绝鸦片的,4年前还曾向本地乡贤郑藻如上书申明此志,[15]但因为“愤于英人禁烟之议难成,遂劝农人栽鸦片”,试图以本土的鸦片击败外国的鸦片,然后再图禁烟。[16]这虽然只是一个细节,但却真实、形象地反映了青年孙中山散乱、矛盾的思想状况。综观全文,与其说它是孙中山治国纲领的阐述,还不如说主要表达了一位青年人的不凡抱负,和他对新社会的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兴中会章程与此颇有相似:“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事,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以期上匡国家以臻隆治,下维黎庶以绝苛残,必使吾中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17]这表明,不仅孙中山一人,乙未举事时的众青年志士,对于新社会的想像,都只能达到此种程度。
其次,政体、*方面的纲领也未成型。无论是孙中山个人,还是兴中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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