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且受其研究模式牵制甚大。近年来，王宏斌先生多有探讨，对重建该时段历史事实较有创获；吴春梅女士曾自民族主义角度关注过禁烟问题等；从禁政与新政的关系角度立论探讨者较少，闻有个别研究生正以此为题进行研究，已有刊论，但该问题似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事实上，清末臣民的言论以及西方国家的各派力量均将鸦片问题的彻底解决视为新政推行的前提条件，而且，将禁政纳入晚清整个改革体系的言论也不在少数。“申儆国人咸知振拔”，“祛沉痼，而蹈康和”既是清末反鸦片运动的宗旨和目的，也符合新政推行的总体目标。
咸同以降，中国屡遭外患袭扰，忧国济民之士极度忧虑国力贫弱，尤其感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国内大众媒介屡屡刊发社论申述鸦片之害，著名者如《警钟报》刊有“哀同胞之将亡”；《时报》的“论个人生计与地方自治之关系”；《东方杂志》的“改良风俗论”、“论中国社会之现象及其振兴之要旨”等，持论确为得当；清廷重臣张之洞的《劝学篇》、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去毒篇》等等，均属禁烟名论。1905年出版并于1906年春天译成中文的《菲律宾报告》，是亚洲地区鸦片问题调查的结论性报告，它也注意到各地海关官员对社会舆论的反映：牛庄的海关官员认为禁烟“舆论在增长”，宁波的海关官员看到，“在许多地方，强大的舆论支持发布禁烟公告”，云南腾越（今腾冲）海关的一份报告声称：“禁绝这种恶习的舆论逐渐明显。”安通的一位外交官写道：“我发现，舆论普遍赞成禁烟运动。”在上海，据说学生一直“有效地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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