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所有民众浓烈兴趣的第一个问题。各个阶层——官员、学者、士绅、农民,直到最低层的劳工都团结一致,下定决心要亲眼看到全国扫除这种祸害”。[11]
二
然而,考虑到清廷长期以来推行弛禁政策的惰性影响以及当时中国财政对鸦片税厘的依赖性,要作出断然禁绝鸦片的决定显然不是一蹴而就,这与它下决心推行自我救助的改革政策是分不开的。
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清廷中央与各省也推行过禁毒活动,但终因未具规模,或虎头蛇尾,总体上没有与自强维新事业相契合,究其原因,除了英国鸦片政策的负面影响以外,财税经济上的考虑是一个主导性因素。从中央到地方,或明或暗地贯彻“寓禁于征”的所谓禁烟政策,于恩德在其《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仔细考察了当时的禁烟法令和各地的实践,据此认为,鸦片为害甚巨的主要原因在于鸦片弛禁与抽税政策。洋药、土药重抽税厘,开始尚有寓禁于征的本来意味,但其后则变本加厉,直以鸦片作摇钱树,禁烟初衷早已抛诸脑后,为了最大限度地聚敛财富,另立种种税名,滥抽民财,在财政上形成严重的依赖性。[2](p96-108)即便是在清廷作出禁绝鸦片政策的前夕,1905年户部在有关奏折中虽有决心禁止鸦片,但这份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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