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由于使用鸦片所产生的有害影响，不能有需要鸦片贸易和废除鸦片贸易两种观念并存。整个中国被鸦片弄得道德沦丧。我们那儿有这样一个说法，在酗酒、*、通奸和鸦片四种流毒中，鸦片是最坏的一个。[2](p173)

大致说来，该时期鸦片问题的言论多从道德角度着眼，具有经世意味且与社会*经济改革相关联的认识还属凤毛麟角。报刊言论对清廷以往的鸦片政策颇感痛心，虎头蛇尾，因循故事，雷声与雨点未尽一致，其主要的根源往往是“因由在上者以事关交涉且有重税可得，惮于提倡，亦由戒之未得其法，以致戒者绝少而吸者日多”。[3]毕生致力于鸦片禁政的许珏称：“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必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又税重则价昂，贫民无力者或可略减吸食，此不遽言禁之一端也。”[4]这一言论中的“众必以为迂图”，较能反映出官界对鸦片问题的心态，鸦片税厘自从与财政结缘后，依赖性便日益突出，此处所言“众”当然是指包括朝臣在内的各类官员，在鸦片税与财政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兀然提出禁烟的要求，的确是令多数官员难以接受的。何启与胡礼垣曾对鸦片税与财政紧密结合给禁烟带来的难度颇有同感，两氏认为，欲为中国策行禁烟，似乎极难实行，原因为何？“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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