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即以能否驱除阿片之问题为解决”，知识界的警告更具体、直接：“不先禁烟，即开矿亦无用也，矿之所出不敌烟之所耗，相安糜费，储积仍无由基，是灌漏卮也。即练兵也无裨也。持戟之士即属吸烟之徒，一遇惊慌，遁逃惟恐不速，是张弮空也。”[6](p452)清末兴起的立宪运动和军国民思潮的推展，已使舆论界意识到民众素质与国家振兴的密切关系。禁政上谕发布的前一年，民间已经成立了少数禁烟组织，在本邑开展鸦片禁绝活动，振武宗社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完全超然于清廷之外，纯系自发性社会改良组织。该社确立的章程在阐述成立的宗旨时说：“强种性、节漏卮居今其急务哉……立于兵力争存之天下，固非通国民为军国民不可，而为军国民非先强种不可，欲强种不首禁鸦片更不可。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27]看来，振武宗社是以强健种性、养成军国民资格、堵塞漏卮为宗旨，符合当时趋新潮流。《万国公报》的社说也认定鸦片之害与军国民资格、尚武精神不相符合。[8]反观现实，士农工商沉湎于鸦片，甘为枯骨，正是清政府推行革新事业时最为忧虑的大事。更使清廷忧惧的是鸦片吸食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及其对新政改革的威胁，这一点可以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的禁烟上谕得到确证：
鸦片盛行以来，流毒异常惨烈，染斯疾者破其财产，夭其寿命，习为偷惰，职业全废，即各直省吞烟自尽之案岁计不知凡几，盗贼讼狱因此滋繁，伤天地好生之心，殊堪悲悯，且令神州古国种类日弱，志气日颓，自强更复何望？[9]
从目前所能查阅的禁烟上谕、章程、各部官员饬令、各地官员的禁烟意见以及当时报刊媒介的舆论倾向等材料来看，将禁毒与新政的密切关系加以申述的情形占了较大比例。较早的海外华人媒介，如新加坡的《星报》、《天南日报》、《南洋总汇报》和《中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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