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设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5][p215)，这种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态颇具普遍性，它事实上涉及到鸦片问题的核心——禁烟和鸦片税厘能否兼而得之？所以清末新政的推行首先就遇到一个最为现实的抉择：鸦片应继续弛禁还是改行断禁政策。弛禁可以带来宝贵的新政事业资金，而禁绝则又有可能制约改革事业的顺利推行，何况清末改革事业的财政基石很大程度上与毒品税厘有关，在清廷财政困顿的背景下，禁毒运动与新政运动确实形成一个“道德与经济”的对峙性问题。
然而，此一时期承学之士却集中关注新政立宪事业前途这一根本性目标，譬如《申报》刊布的“论说”：
求治者必先清其源，除害者必先穷其本，养苗必先去螟□根莠而后灌溉之法乃可施，用药必先去暑湿风寒而后滋补之品乃可进。人事如此，国政亦然。欲求兴利，必先除害。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而为因噎废食之谋，是所谓袭蓉裳以御冬，画饼形以馈馁也。[3]
由此看来，清末政制改革、练兵、教育以及振兴实业等维新改革事业的推行首在祛除鸦片之害，否则便是“以有限之精神供无穷之销铄，不耐劳苦则筋骨衰也，不思久远则志气隳也，不能振作则神经败也，命填寸许之盒，魂消半檠之灯”，以枯骨乏志之状态迎接新政改革事业，实与西方列强的兴国精神大相径庭。《云南杂志》刊载文章说：“中国存亡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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