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沉〗痼而导康和，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割除净尽。[17]

清廷禁烟上谕颁布两个星期后，《申报》即刊发专论称禁烟是朝廷宣布立宪后的第一个改革行动，并预先描绘出反鸦片运动对诸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漏卮既塞，国用自充，以之兴学则人才生，以之练兵则军势振，以之振兴实业则工艺可改良，以之整顿地方则自治有进步。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太阳炝耀，升自扶桑，其禁烟后，新中国之景象哉于斯时也。[3]还有人对鸦片禁政的巨大效益甚为看重，它可以“变易全国之脑筋，而为实行新政之大机栝”，关乎中国的国际声誉、国民公利以及军备强健，关于经济上的利益，他认为，“以十年计之，为国民保留赀财当不下五六百兆，以五六百兆为各省铁路商办公司，则不特外人所办之铁路不难依次赎回，而路旁矿产亦得免外人觊觎，待至民力稍裕，余利日充，一切国债皆得清债，又何事患贫为哉！而商业之进步不必论矣”[18]，书生论道，未必切近实际，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心态。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召开前后，知识界对鸦片问题的态度与清廷官员的主张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均对鸦片禁政抱有积极的评价。武汉地区是我国洋土药贸易较为集中的地区，该地区的重要媒介对鸦片禁政的重要性评价说：“宣统元年第一发现之要政何事乎？明日沪上开万国禁烟大会是也。禁烟实强国之本，为我国内政最重要之事，而又须各国协助，故尤为外交重要之端，今日之会实我国转弱为强之关键也。”[19]唐国安代表中国在万国禁烟大会上的演说对此更是直言不讳：中国的维新事业具有世界性意义，而且它“不可分割地和这个鸦片问题连结在一起”，“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