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经济的某种对峙是时流申论鸦片问题中不可绕过的难题，中方首席代表端方的演说词确定了该问题的基调，“窃谓本会纯以道德思想为主，欲去世界人类之毒害，既为列国所公认，则一切国际种族之界限，理应一律融化，以独伸本会慈善文明之宗旨”[21]。美国代表、会议的主持者勃兰特主教在认可此点提议的前提下，建议从更广泛的角度讨论鸦片问题，以达到由“感情阶段”到“科学阶段”的过渡。他列举说：“我们必须从各方面——精神、经济和商业，还有外交，如果你愿意的话——研究这个问题。”[2](p102)鸦片的危害，时人皆首推其于道德、风俗和身心的侵蚀，故在会议期间，为了赢得与会国家代表对中国所提四项议案的支持，唐国安于2月24日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议案前夕，特意发表了一个极有感染力的演说（注：英文媒介称该演说“是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字林西报》，1909年3月1、2日。），其中首先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鸦片问题已成为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最紧迫的道德和经济问题”，“中国民众的领袖人物把鸦片看成是对中国的生存最危险的敌人”[11]，之所以将鸦片问题看得如此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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