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是因为鸦片经济已经极为严重地腐蚀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肌体,遏制了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更为长远的负面影响则是阻止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步伐。鼎革时期,这些方面又均被时贤囊括在新政改革的目标之中。
关于毒品对中国经济肌体的腐蚀,流行已久的“漏卮论”是屡被提及的分析模式,早在1906年汪大燮拟具禁烟奏折时,它就是汪氏分析鸦片危害的主要工具:
按之海关册报,光绪二十九年,洋药进口58400余担,税厘共计646万有奇,原价实值4383万有奇;光绪三十年,洋药进口54700余担,税厘共计602万有奇,原价实值3709万有奇,夫国家岁入仅得600万金,而岁岁溢出之数多逾六倍……且此600万金者,仍取诸吾民购土之人,与原价固无与也。一国之中,永留绝大漏卮,一时或不及觉,势必积久而贫,此必然之理也。[22]
当1906年8月3日(农历)清廷发布禁烟上谕并电达汪使时,汪在次日致汪康年的信中,对鸦片毒害与商务振兴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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