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禁烟会上，唐国安关于鸦片对新政时期经济危害的认识更为清醒，他以“漏卮论”为基础，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举述了一系列数字予以证明：以1906年为例，本年土烟总产量保守地估计为584 800担，价值估算为2.2亿两银子，加之洋烟进口价值3000万两银子（以1905年进口量计算），直接花费共计2.5亿两。唐氏认为，国内生产毒品的土地若改种其他农作物，每年至少应获得1.5亿两收入，如此算来，国家每年因鸦片问题而耗费白银4亿两；他进而将吸食鸦片给劳动力造成的损失也估算进来，假定全国2500万染上烟瘾的人中（注：关于全国吸毒者的数量无法作极为精确的统计，只能大致推算。以四川省为例，据英国驻华公使统计，光宣年间，全川吸食鸦片看为315万人，其中17%（即54万）已成瘾（《广益丛报》，第17号，《调查》。事实上，这一估算也是大致的。就全国来说，以1905-1906年为例，1905年中国进口鸦片5189000斤，次年土烟产量58480000斤，两者共计63679000斤，吸食者以每日需烟膏2钱计，一年约需5斤（李圭：《鸦片事略》），鸦片成瘾者则有1300万人，如果加上吗啡、海洛因这些毒品吸食者，吸毒人数应该大大超过2000万人。《黄朝经世文四编》中记载：很多地方“吸嗜者十居六七，上自官绅，下至肩挑贩负之俦，无不以有限之资供无穷之瘾，甚至鸪面鸠形，填沟壑而不顾。”（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34。）），青壮年劳动力在未染上烟瘾时每日平均赚取0.2两银子，而因毒瘾发作每日则少赚四分之一，于是全国每日损失12.5万两，每年则损失4.5625亿两，如上共计损失8.5625亿两。这些资金对我们落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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