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廷鸦片政策的转轨以及将禁烟与新政运动联系起来，促使人们对“鸦片问题”的危害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将鸦片问题的解决与清末新政所涉及的国家生存、贸易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邦交关系等问题联系起来，超过了以往的认识水准。换个角度看，它标志着反鸦片运动与新政运动相契合的更高程度的认识。这类认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但主要体现在1909年2月份在上海举行万国禁烟大会时，中国代表团所阐发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唐国安的演说更具代表性。（注：唐氏演说能力，近人孔宪立多有中肯之评：“至1909年，奉委为上海万国禁烟会中国代表，先生固演说家，擅雄辩；以故一临会场，议论风生，于西人提议之条件，尝多所折冲。盖当日先生在汇中旅馆（万国禁烟会以汇中旅馆为会所）之言论，实词严义正，慨当以慷，且与亚列斯多德所论演说要旨若合符节……先生之演说词详明剀切，有以国利民福为念者，必反复雒诵而不忍恝置也。”孔宪立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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