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后，英国议会的议员戴乐在议会发言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两载以来，固已大有变迁，盖中国前识之士靡不以禁烟为然，亦由大梦已觉，而独立自强之思想近方萌芽。”[27]1909年2月，清廷派出的代表团在万国禁烟会演说中明确地将鸦片问题与国家文明、“现代化事业”相联系，唐国安向大会声明说：“我们祈求摆脱这种祸害，因为我们不但把这种祸害视为阻碍我们进入现代化进步国家行列的障碍，而且把去除这种祸害视为我们是否够格进入这个行列的标准。”他证实说，目前科举考试制度已被废除，在旧式教育制度的废墟上创建出众多的现代化的学校，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天南地北地去寻找知识，亲王和高级官员们游历欧美进行考察，铁路、矿山、现代制造业已步入正规，而且还计划成立立宪政府，“所有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我们正在走上进步与维新的道路。[20](p110)唐国安此语，参加该会的美国代表团有一人抱有同感，他就是曾任北洋大学堂总教习、留美学生监督的丁嘉立(C.D.Tenny)博士。1907年2月，丁嘉立在纽约赴美亚公会午宴时，席间演说中国之新气象，共有六端：“（一）爱国之精神渐振；（二）夸张国家名誉之心益盛；（三）收回税务铁路管理权之念颇切；（四）各种人在中国交际往来期于益加亲睦；（五）整顿国家之陆军；（六）广开通商场，任外人前往贸易。”[28]可见，唐氏观点可与丁嘉立的说法互相参证。

其实，深入时境看，唐氏此语具有针对性。按照《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观点，长期以来，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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