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其会合商议政见，不可各办各事，端、戴允之，未知泽、尚、李到后何如耳。兄已定见，将泽、尚、李到后应看应问各事排定一单，请其照行，延请*各专门数人先讲一事，以便稍有头绪。三公同行亦可，分班亦可，有不能亲到者，派员代往亦可，但必需看完，虽三公不愿，亦当强之。盖此次考察，其效果先不问，而外人议论纷纷，恒谓中国虚行故事，欲以此掩饰外人耳目，而行其恣睢自如之政策，故外观不可忽。否则非徒无益，且令外轻之心，又加十倍……总之，此次考察，兄之力量只能将门面顾住，使外人不疑中国事事敷衍，示之以将大有为之象而已。然考察之后，如一无动静，则外人之属望衰，而其轻量中国之心益深，则真不可为矣。一出一入，关系极大，倘无动静，则不如不考察之愈，纸糊老虎，愈簇愈穿，最坏事也。[23](p840-841,p837-838)
鸦片问题也是如此，汪最担心枢臣流于故事，“惟我国向来局于小就，言大则骇听，为可虑耳”，“惟闻各国颇有派人赴中国查探者。倘减种等事不能实力奉行，全局皆将虚空粉碎矣。”[23](p892,925)唐国安刻意强调新政改革的实绩与汪大燮费尽心机于立宪*考察，其意实有暗合，均在于纠偏外人舆论，以新政之精进推动鸦片问题之解决。第而论之，则是力促各国代表重视我方提出的禁烟议案。其理固属显然，夺人心智、毁人体魄的鸦片吸食之风确实阻碍着国家新政之进步。《申报》的专论解释得更直接：“国以民为本，民气盛则国力强，倘人人嗜烟而成废民，则国亦何所恃哉？朝廷自举行新政以来，事事与民更新，今更筹备立宪，予民以参政之权，苟不除此烟害，则万事休矣，欲图强而益弱，欲求富而益贫，五洲虽大，恐亦不容此烟国烟民之优游自若也。”[29]
概而言之，近贤主流言论，多将清末禁政视为新政改革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缘其既可以刷新清廷在国民和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赢得新政改革必需的社会资源，藉此形成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又可从经济上铲除这一严重的“漏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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