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此阶段，清统治集团内的某些有识之士，在设领认识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宽阔开放的视野，其已不仅仅局限于“保民护商”的观念，开始全面认识到设领对于国防、内政、外交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实现了认识上的巨大飞跃。虽然他们的主张并未被清政府所采纳，其活动也收效甚微，但是，对清政府以后设领决策的改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

甲午战争之后，以在朝鲜设领为契机，清政府的设领态度发生了变化。1896年，委办朝鲜商务总董唐绍仪请求“特派总领事驻扎汉城，妥议税则，并派领事分驻各口。”B27总理衙门议后认为“自应及早开办”B28。此时清廷同意向朝鲜派驻领事，是有其考虑的。战后，原中国藩属朝鲜“独立”，为了维护原宗主国的体面，清廷主张在朝只设领事，以此杜绝双方互遣使臣。正如总署在奏折中所说：“准设领事，不立条约，不遣使臣……以存属国之体。”B29”此外，为保护华民而设领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华人去朝者较多，唐绍仪指出，若不设领事“凡遇交涉及争讼事件，无人保护，于国体商情诸多窒碍。”B30以在汉城设领为始，到1900年，清政府先后在仁川、釜山及小吕宋、海参崴、甄南浦，设立了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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