颙琰亲政前后，正值白莲教起义在四川、陕西、湖北迅速蔓延之际。嘉庆四年前，一切“剿捕”事宜均由太上皇弘历亲自指示，颐淡惟有点头称善。颙琰亲政后，面对劳师数年、糜晌数千万、起义者有增无已的严峻局势，在行政、用人和战略战术方面均作了一些重要的调整。首先，在诛灭和砷后，严厉警告各统兵将领务当实心实力，迅速完成剿“贼”大业。第二，以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陕、楚、甘、豫五省军务，从此，军事指挥大权得到统一。第三，令勒保会同各省督抚，晓谕州县，建立地主武装团练，并在各地推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切断起义军和广大农民的联系，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第四，对起义军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颙琰对起义军一方面实行严厉镇压，将被捕的义军首领王三槐、罗其清等“正法”，另一方面又鉴于起义军声势浩大，难以迅速剿灭，决定剿抚兼施，但告诫各统兵将领，要以剿灭为主，只抚其胁从者，企图以此瓦解起义军。但是这一切并未能马上奏效。起义军采用流动作战方式，打得清军狼狈不堪。颗琰恼羞成怒，撤了勒保的五省经略大臣之职，由明亮代理。不久，又任命副都统额勒登保为五省经略大臣。亲政后的一年间，三易清军统帅，充分反映了颙琰镇压农民起义的急切心情。

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颙琰与其父弘历一样，都强调要遵循“祖宗成法”，以维系封建统治的延续性。嘉庆四年正月，即他亲政之初，就宣称：“嗣后一切政务，悉应仰体皇考圣意。”[40]该年十二月，他又针对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奏书中“亲政维新”之语批道：“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41]这种自食其言，对自己亲政之初提出的“咸与维新”的否定，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也就是说，颙琰一方面确实想通过革新挽救清朝日趋衰败的统治，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在朝野上下有关消除弊政的议论中失去控制，危及自己的统治。

以上所举，皆是颙琰亲政一年的政绩，涉及*、经济、宫廷诸方面。可以看出，这位40岁的中年皇帝，面对政情错综纷繁的复杂局面，效法其父弘历“乾纲独断”，大权独揽，对民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处理政务能分别轻重缓急，分寸得当，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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