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在一个密折里先是惊惶失措地报告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和革命影响的扩展：“无知青年，惑其邪说，什而七八。逆党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一唱百和，如饮狂泉”。继而忧心忡忡地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窃以为今日中国，大患直在腹心，纵任之则溃决难收，芟夷之则全局糜烂。”最后无可奈何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善后之策”：“今日欲杜绝乱源，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惟有于*上导以新希望，……夫所谓*上导以新希望者，则奴才等前此所谓宣布国是定十五年实行立宪是也。”（《请平满汉畛域密折》， 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下简称《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9—44页。）端方的这一段议论，颇具有代表性，类似的话，充斥在当时的许多奏折里边。
第二，“抚慰”日益强烈的立宪舆论，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
在革命派迅速兴起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另一*派别——立宪派，也积极展开他们的*活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人在海外，以张謇、汤寿潜等为骨干的一批人在国内，纷纷出版报纸，编译书籍，游说权贵，联络同志，竭力鼓吹宪政。在立宪派的鼓动下，要求政府实行立宪*的舆论日见普遍。早在1903年，有人就在文章中这样形容：“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亚卢：《中国立宪问题》，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594页。）于是，在1905年以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所敷陈，下则报章之所论列，莫不以此为请。”（《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页。）因此，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又一个重要目的，是想通过这一活动把立宪派网罗过来，以免这些人向革命派靠拢或转化，成为封建政权的异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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