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的上谕说：“施行庶政，裁决舆论，仍自朝廷主之。民间集会结社，暨一切言论著作，莫不有法律为之范围，各国从无以破坏纲纪干犯名义为立宪者。”（《清德宗实录》，卷583。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丁未。）1908年7月22日的上谕说：“要不外乎行政之权在官吏，建言之权在议员，而大经大法，上以之执行罔越，下以之遵奉弗违。”（《清德宗实录》，卷593。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戊寅。）这就很清楚了。人们在法律范围之内，对于国家大事有“建言之权”，这就是所谓“庶政公诸舆论”。但是，舆论之是否正当，建议之是否可行，均要听从朝廷来“裁决”，一切“大经大法”要由封建政权来“执行”，这就是“大权统于朝廷”。“纲纪”即封建纲常是不能破坏的，“名义”即封建等级是不能干犯的，朝廷的一切命令是必须“遵奉弗违”的，这就是宪法将要给予人民的“应得应尽之权利义务”。
但是，即使这样一种对于国家*只能称之为“清谈”的可怜异常的权利，朝廷也并不愿意慷慨地赐予所有的普通老百姓。他们耽心，假使人们对于国家的任何一桩“内外政事”，都要“藉口立宪，相率干预”，那“民气”未免太过“嚣扰”了。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不仅会增添许多麻烦，弄得不好，甚至还可能引起“下陵上替，纲纪荡然”的严重后果。因此，他们提醒人们说，立宪*“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3页。）“建言之权”必须集中在（也就是限制在）作为“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内，只有这里才是合法的“舆论总汇之地”。这样，“则资政院以百数十人为四万万人之代表，通国欲言于政府者，移而归诸资政院，化散为整，化嚣为静”，“民气疏达亦不致横决难收”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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