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页。）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清政府的“筹备之策”，就故意的“迂缓其途”，拖延搪塞。这种做法与口头上的雷厉风行，如此不协调地结合在一起，使人一眼就能看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虚伪的、缺乏诚意的。当时有人评论说：“清廷之预备立宪也，以迁延为惟一之方法。仿行宪政之国是，既定于丙午（1906年），而筹备宪政之年限，托始于戊申（1908年）。九年之期，遥遥莫即，清单所列，尤多具文。其不能副全国人民之期望也，无待言矣。”（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见《辛亥革命》，第四册，第6页。）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又说清政府在预备立宪过程中确实作了某些让步，这种让步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清政府把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尽管要经过若干年的筹备之后才付诸实施）作为一种国策（“国是”）确定下来，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着承认君主专制制度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至少是一种已不适应于当时形势因而必须加以改革的*制度。这一点，在当时可并不是件小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在封建主义的法律规范、道德标准和意识形态里，一向是作为天经地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而存在的。现在，这个原则不仅在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那里遭到了否定，封建阶级自身也被迫同意是可以改变的了。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承认这一点，无疑是极其不愿意和十分痛苦的，但却又终于不能不作出这种承诺。他们就是这样地处在一种矛盾失据和进退维谷的状态之中。
其次，尽管作了种种限制，清政府毕竟在条文中和形式上规定给予人民一些民主权利。这些规定，就人民的*地位是否有了提高这个角度而言，可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但就有利于人们从事*活动这个角度来说，却并非毫无作用。现在，人们可以抓住“庶政公诸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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