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代化是不可抗拒和无法回避的。当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当传统体制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于外部和内部的现代性挑战时,它自身的结构与功能就必然发生不可逆转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比先期发达国家来得更突然、更迅猛、更加难以把握。
二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冲击,是伴随着军事侵略和殖民掠夺同时发生的。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便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把千年文明古国推入前所未遇的“变局”之中。与此同时,中国人为了适应新的世界环境,也开始了应变求存的艰辛历程。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就是随着西方列强侵逼的不断加深和中国人对西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寻求和变换应变方式、以探索救亡图强道路的历史。清代中期以来,中国由筹海而自强、而洋务、而变法、而立宪的应变递嬗过程,正是反映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路向。
我们不能认同于某些西方学者用以描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冲击——回应”的理论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不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然而也不能否认,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必然要受先期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并要以西方社会为蓝本来改造中国传统社会的客观趋向。
问题在于,我们应当重新认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这一矛盾关系。首先,中国对于西方入侵的“反应”,并非是被协的、消极的反应,而是通过中国社会内部一系列震荡、分化和改组进行的,是充满着主动和积极因素的自我变革过程;其次,中国对于西方冲击的“反应”,是一个较长的、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反应的快慢和方式,取决于传统社会结构的牢固程度和因应变革的能力,因而是一个不断调适和深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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