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鸦片战争期间，随着少数地主阶级明达之士对域外世界的初步了解，西方的立宪思想已开始断续传入中国，但真正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是在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189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0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流露出对西方立宪*的憧憬。同年，康氏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拟《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提出“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3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此折虽系代人捉刀，但可说明康氏隐持立宪的主张。戊戌政变后，康梁逋逃海外，开始着力探讨立宪*。1900年梁启超撰《立宪法议》，公开倡行君主立宪政体，以为君主立宪政体为最良善之政体，对于中国有利而无弊。但他又认为，“立宪政体，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希望清政府“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至于实行宪法，则期诸20年以后（梁启超：《立宪法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此后，康梁与海外华侨书牍往还，继续讨论立宪与革命问题，并仍坚持君主立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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