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是中国*革新的又一转机。甲午一战，中国30年讲求洋务的努力毁于一旦，丧师、赔款、割地，损失之重，超过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外祸损失之总和。尤其是当战后，列强瓜分之局日渐形成，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在此民族危亡关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仿效西方和日本的模式，通过改革*体制，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此时，如果清政府能够善用舆情和民气，渐次更张，刷新*，未尝不可以使积贫积弱的中国走上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不幸的是，清朝统治集团对于*变革的挑战反应极为迟缓，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一则出于权位争夺之计，一则抱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把维新士子的改革梦想打得粉碎，使中国*革新的良机坐失。不惟如此，慈禧太后还出于对外人庇护维新党人的忌恨心理，又于庚子年间以国运相*，利用义和团的“扶清灭洋”面向各国宣战，失败后又转而卖国求和，签订《辛丑条约》，完全屈服于列强，使原已垂危的中国更濒于灭顶的绝境。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面临着更严重的*和民族危机。内忧外患的压力，使得朝不虑夕的清朝统治者终于感到，中国数十年来，“积敝相仍，因循粉饰”，传统的体制和统治方式已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局势，即便为保持权位，也不得不有所变通，遂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1年1月）西幸逃难之中，颁发上谕，宣示“改弦更张”，实行新政（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4601—4602页。）。
当然，“变法新政”仍是传统*体系内部的一次自我调节，其动机和目的与30年前的“洋务新政”不无相通之处，因此“新政”不仅未能带来民族的振兴，反而造成了一个似亡非亡的“洋人的朝廷”。但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新政在客观上已赋有了某些现代意义。新政是宪政改革的前奏，使国家政权体制初步改观。商部的设立，教育的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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