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其三，中国对于西方冲击的“反应”，只是近代社会变革的外在的、促发的动因，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更受到许多内在的、自发的因素的影响，如中国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思想和宗教的表达方式，以及人口、民族、国土和社会的构成形态等等。正如有的学者把十九世纪中国历史看成由若干不同层带（zone）所组成，认为最外层带和中间层带是西方入侵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催化的结果，而最内层带，包括晚清文化与社会的深层，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很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一旦摆脱了简单的假设，即以为十九世纪中国的重要变化都必然直接或间接为西方所诱发，我们就有可能在这个最内层带中寻找并辨认出中国社会文化长期变化的模式，很可能正是这种模式对晚清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美】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2页，中华书局1989年中译本。）当然，无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都带有片面性，但以上三点认识，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何以与其他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如日本和俄国）不同，也有助于我们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的特质和规律。
一般而言，一个具有悠久文明而又长期固步自封的传统国家，如果不是遭受外力的重大刺激和挫折并威胁到民族的生存时，便不易促发*上和体制上的变革。因此，对所有的后进国家来说，现代化的启动大都来自外部的挑战，“外国的侵略与挑战和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常常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罗荣渠：《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本是中国*革新的一次转机，但因朝野的习于苟安和天朝的迅速修复，并未引起*上的警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苟且偷安的局面已无法维持，人们面对“变局”，提出种种应变措施，但却未能摆脱传统的“体用”、“本末”之认识模式的束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