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学问是经书。在考据学派看来，经学是做学问最基本的，所以清代的经学很发达，前人没有做的工作，没有注意的方面，没有提出的问题，他们做了。

古人的著作很多，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古人的研究成果我们究竟如何接受呢？古人的书有的刻过，有的没有刻。古书的内容有同的有不同的。于是又出现了目录版本之学。例如关于易经、书经，古人有些什么著作，他们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必须要知道目录学。这一书有几种版本，各版本有什么不同，这就必须要研究版本学。书中既有异同的地方，古书又有散失的，全需要研究，于是又出现了校勘辑佚之学。这些方面清代也比前代发达可信，有很多专门家。目录学有朱彝尊、姚际恒，版本学有黄丕烈、顾广圻，校勘学有何焯、卢文弨， 辑佚有马国翰、黄奭，都是从考据学发展起来的。

清初顾、黄诸家的思想方法己开辟考据的门径，而胡渭、阎若壉诸家的著作更树立了考据的范例。但是考据学派的形成则在乾隆时，而没落于嘉庆后。所以考据学派又称乾隆嘉学派。讲考据的人看不起高谈性命的理学，和专做八股的科甲，而科甲中人又看不起考据学家没有“功名”，于是在乾隆中发生一次大争辩。代表考据派的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此外都属空谈。反对考据的钱载(浙江著名诗人)认为考据是“破碎大道”，无补于学术。双方争论激烈，于是考据与反考据两派的分野愈益分明。经过争论以后，考据学派有的更加坚定，更加钻牛角尖，有的提出考证、义理、文章三者的统一，成了考据的别派。考据别派主张，讲考据要兼采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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