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三年六月，始令在内臣工“奏折”直递“宫门”。谕曰：“向来科道及在京满汉各官奏折，俱先送内院。今后悉照部例，径诣宫门陈奏。其外省所送通政使司题本，及在京各官本章，仍照旧送通政使司转送内院。”（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顺治十三年六月甲申，中华书局影印本。）“奏折”先送内院拆阅票签，仍有泄密之虞，是以有上述谕旨。对此处“奏折”的性质，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如何，这种直达御前的密封“奏折”，不仅堪称日后通行奏折的嚆矢，且开了清朝秘密*的先河。

康熙创行奏折制度，其令内外臣工密奏，初不过欲周知天下情形，诚如康熙所言：“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密奏，何由洞悉？”（注：《康熙起居注》，三册，246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又曰：“凡督抚许上折子，原为密知地方情形，四季民生，雨暘如何，米价贵贱，盗案多少等事”（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724页，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是以奏折初行，多臣下密奏四方隐情，康熙批谕往往寥寥数语，且递折不得擅动驿马，例以家人兵弁雇骡赍递，批回原折亦交折差送还具折者。嗣后奏事请旨折日渐通行，但康熙朱批多为“具题”、“该具题”、“着速具题”、“不宜上闻”或“与总督密议”之类例行训示。可见，奏折的行用，在康熙暘初衷，仍不得突破公开*的传统。

然而，奏折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